關于歷史學的走向科學和社會科學及語言學轉向的歷史論文

　　“作為認識的歷史是什么?”和“作為實在過程的歷史是什么?”這兩類問題是每一位研究歷史理論的人首先而對的，也是每一位歷史學家無法回避的問題。從歷史學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開始，努力使歷史學成為一門科學，幾乎是每位歷史學家孜孜以求的目標，甚至到今天仍有這樣的歷史學家存在。 卡爾認為之所以英美史學界樂此不疲的討論歷史學是不是一門科學，其主要癥結在于“是英語一個古怪現象”。但在大英百科全書中“科學”的定義卻是“科學乃吾人與自然現象及其相互關系之有系統的知識也”。因此德語可以將“科學”一詞安放在一切學科，無論是“人文科學”或者“社會科學”抑或“歷史科學”，但若將英語含義的“科學”用在前而所提的學科前，嚴格意義上都是不確切的。無論原因如何，歷史是否科學的討論從一開始就硝煙不斷，并將長期存在下去，而且“即使在德國，人們也在為此爭論不休”。

　　本文旨在通過對科學的、社會科學的及語言學轉向的歷史學這三類觀點簡單描述，勾勒出歷史學在西方史學中的大體性質和定位。

　　一、科學的歷史學

　　“歷史學是它的時代的孩子”}4}bo1g.19世紀自然科學的重大突破對歷史學走向獨立、崇尚考據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科林伍德曾揭示了歷史學與科學這一深刻的聯系:近代歷史學的各種研究方法是在它們的長姊自然科學的方法的蔭蔽之下成長起來的。" 19在那樣的時代，各種學科競相模仿科學，以此形成“權威”的話語權。單以歷史而言，歷史學應該同科學一樣，能夠嚴格地證實、嚴肅地推理其根源及嚴謹地歸納規律。

　　作為歷史學科的創始人①，“科學的歷史之父”—利奧波德·馮·蘭克(德國歷史學家，1795-1886年)，他在《拉丁民族和日耳曼民族》(即《拉丁和條頓民族史》或《羅馬和日耳曼民族史(1494-1514年)加的序言中說:“歷史一向被賦予判斷過去并為未來世代的利益而教誨現在這種職能，本書不足求如此高尚的職能，它僅僅要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在西方史學占支配地位的并非孔德的實證主義，而是蘭克模式的史學，蘭克模式幾乎成為當時歷史學家所共同遵守的范式。雖然19世紀的歷史學家們追求有如“自然科學”般的歷史學，但是“科學”的歷史學和古老的歷史著作之間的鴻溝并不如當時歷史學家想象中那么深。“科學”的歷史學的話語之中并非沒有想象，而古老的歷史著作也并非不是在重建過去之中尋找真理。無論是從蘭克開始的“科學”的歷史學，還是從修昔底德開始的傳統歷史著作都有三項共同的前提:"他們都接受了真理的符合論(}Correspon-dance Theory of Truth)，認為歷史學是描繪確實存在過的人和確實發生過的事;他們都假設人的行為反映了行為者的意圖，而歷史學家的任務則是要理解這些意圖以便重建一篇完整一貫的歷史故事;他們是按照一種一維的(one-dimensional)、歷時的(diachronical)的時間觀念在運作的，其中后來的事件是在一個完整一貫的序列之中隨著較早的事件相續而來的。” “這些有關真實性、意圖性和時間序列的前提從修昔底德到蘭克，甚至到20世紀的社會科學定向的歷史學都未改變，全部貫穿于歷史著作的結構當中。

　　二、社會科學的歷史學

　　到20世紀時，越來越多的歷史學家反對以蘭克為代表的傳統史學理念，他們中許多稱自己為“新史學”。其中英國的馬克思主義史學、法國年鑒學派和美國計量史學成為某種意義上與“舊史學”歷史學派相對立的社會科學歷史學的主要代表。這份挑選僅僅代表了當時歷史著作的一小部分，然而卻反映了20世紀歷史學思想的幾種重要樣板。“社會科學的歷史學的科學概念不同于歷史主義，后者的科學意味著追求科學與藝術結合的人文科學，而前者的科學則貫穿史料批判、史料解釋和歷史書寫各個環節，屬于一種分析的而非敘述的史學”所有上述三種研究路數都力圖以不同的方式使歷史研究更加緊密地把自然科學當做范本。

　　社會科學取向的歷史學的新形式強調各種社會結構和社會變遷的歷程，但同時它們與古老的歷史學都有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流派反對實證主義將社會科學同自然科學混同，而且進一步認為歷史學也同其他社會科學不同，應該擁有一套自己的研究體系及框架。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流派的一個突出貢獻是自下而上的歷史，這正是湯普森于1966年發表的論文名稱《History from Below》“具體的說就是把群眾看作歷史過程基本的和積極的參與者和創造者，他們不但在經濟和社會領域內，而且在政治和精神領域都作為一支基本力量參與了整個歷史過程的創造”。即處于社會最低層的勞動群眾的歷史活動的發展演變，是引起整個社會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結構興衰更替的最終根源。他們同時擴大了階級的內涵，并且反對基礎一上層結構決定論，認為該模式極易演化成忽視非經濟因素的機械的或庸俗的經濟決定論。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流派勇于吸收現代社會科學的長處，同時自覺抵制使歷史自然科學化的趨勢，保持歷史學作為人文科學的特色，重視對“人”的研究，而他們有關社會史方而的著作，無論在科學性和可讀性的結合方而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稍早于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流派并互相影響的極其重要的西方史學流派—年鑒學派同樣反對實證主義。一般史學界將1929年《經濟社會史年鑒》在斯特拉斯堡大學的創刊作為年鑒學派成立的標志。年鑒學派的誕生是近幾十年來國際歷史研究領域中所發生的最重要、最有意義的事件，而且它的意義早已遠遠超出歷史學的范圍，對人文社會科學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正如伊格爾斯在《歷史研究國際手冊》導言中寫道，“但是西方人和國家都不像在法國那樣，新的跨學科歷史擁有牢固的組織基礎，在史學界有很大影響②;i。時至今日， 計量史學方法有其獨特的貢獻，徐浩、侯建新在《當代西方史學流派》中指出:“第一，有助于歷史研究擺脫單一的定性分析。第二，有助于解釋普通群眾的歷史作用和群體活動的特征。第三，有助于歷史研究者充分發揮和利用以往被忽視與埋沒的歷史資料。應該提出的是，數據化并不能使歷史更加“科學”，歷史學是不是科學，并不只是技術性問題，同時與歷史觀有關。美國的計量史學最大優勢是歷史學的社會科學化，其最大問題也是如此。因為歷史學和社會科學畢竟不是性質完全相同的學科，所以說，歷史學的社會科學化導致了當代美國史學的新危機。當他們意識到這個危機，于是強調歷史學擁有不同于其他科學的自主性。作為美國計量史學的代表人物之一—福爾格明確否認計量方法可以使歷史學成為科學，綜合記述歷史整體才是史學家的根本任務。他們認識到一方而歷史學只有充分吸取一切其他學科的優點才能獲得新的活力，另一方而，歷史學只有堅持自主性才能在眾多的學科中獲得生存和發展。

　　三、語言學轉向的歷史學

　　伊格爾斯在他的《二十世紀的歷史學—從科學的客觀性到后現代的挑戰》的中文版序言中寫道:“截比于2}世紀70年代的初期，當時對于歷史學作為基于經驗的與分析的社會科學之上的一門高度技術化的學術的可能性，有著很大的信心。‘年鑒派’歷史學家們、計量歷史學家們、都以為自己已經克服了自從蘭克以來歷史學家們把敘事的焦點集中在左右了歷史學的偉大事件、人物和思想上的那種狹隘的局限性而感到自豪。然而隨之越來越多的問題變得日益明顯和自從啟蒙運動以來西方社會所依靠的那些樂觀的假設受到了挑戰，他們對科學、進步和現代性的信仰從20世紀的60年代以后已經極大的動搖了。所有這一切都表現在歷史編纂學的方法……少依賴于傳統的經濟學、社會學和政治科學，而更多依賴于人類學、語言學和符號學。”“二十世紀的哲學迷戀語言現象”。“語言學轉向”被一些學者以描述歷史學領域所發生的范式轉變:從原來的歷史解釋轉向為對在創造歷史意義過程語言作用的強調。一般認為，歷史學的語言學轉向是后現代主義史學的觀點。美國后現代主義歷史學家海登·懷特在他的《元史學:十九世紀歐洲的歷史想象》一書中認為歷史“即以敘事散文話語為形式的一種言辭結構”。

　　從診釋學的角度，后現代主義歷史學認為歷史是文本，從文學批評的角度看，歷史是話語或被認為是敘事。而這場轉向的核心成分就在于承認語言或話語對于構成社會的重要性。他們否認歷史是科學也不承認歷史的客觀性;他們否認語言形式和內容的區別，把歷史寫作同文學寫作完全等同起來，但他們并沒有否認歷史的意義。后現代主義歷史學家把語言符號和事實等同起來，重新引入修辭學，海登·懷特認為歷史敘述分四種方式:羅曼司、喜劇、悲劇和諷刺。這樣歷史僅僅是一種敘述或情節化，各種敘述方式具有同等價值。可以說，歷史研究中重要的是文學性而非科學性。隱喻、比喻和情節取代了如實性、概念性和解釋性原則，把歷史完全歸結為情節、編碼和文學修辭，因此只能作為話語和文本而存在。后現代主義歷史學崇尚文本性，作者在作品完成時便宣告死亡，讀者可以自由的解釋文本，不用承擔任何責任和后果，無論作者還是讀者都不具有話語的權威。整個閱讀過程是平等的，沒有一方能宣稱他最懂文本的意思。

　　后現代主義歷史學的批評中包含許多有見解的觀點，但同時伊格爾斯也指出:“它們不僅取消了介于歷史話語(它總是包含有虛構的成分的)和小說(它大多都是想要解說現實的)只見那條大家公認的流動界限，而且還取消了介于真誠的學術與宣傳之間的那條界限。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教授布魯斯·桑頓更是痛斥后現代主義是一種“稚氣、平庸的行為”。值得注意的是，后現代主義歷史哲學雖然來勢洶洶，但卻并沒有像蘭克學派和年鑒學派那樣促使歷史學大轉向，而且近幾年的影響更不如前。

　　四、結語

　　科學的、社會科學的及語言學轉向的歷史學雖然有著時間上的順承關系，但是并非后者代替前者的關系，進一步地說這三種觀點現在是同時存在的。科學的歷史學現在已經被絕大多數歷史學家所背棄，而語言學轉向的歷史學是又是新興的觀點，社會科學的歷史學才是現今大多數歷史學家所持的態度。但即便歷史學在很大程度是被視為一種科學，也僅僅是德語那種，只是一套有序的知識體系而已。

　　我們身處在全由“科學”組建的“機械之城”，是一個事事講求“科學”的病態社會，在這種社會中只有“科學”的才是進步的、向前的，其余皆是落后的、愚昧的。而為了獲得更多“權威”的話語權，歷史學也搭上“科學”的順風車。在蘭克那個科學和藝術都不發達的時代，歷史既占據了物理學的“科學”又占據了文學的“藝術”，一時瑜亮，但隨著時間的流逝，藝術的形式卻來越多樣，歷史那種枯燥且越來越專業化的語言被藝術所拋棄，這時正值社會科學的崛起，歷史搖身一變，竟成了“社會科學”的領頭羊。歷史不僅成為了“社會科學”同時又想與其他“社會科學”保持距離，保證自己的獨立性，這樣必然會被其他社會科學所不容。而攻擊歷史學最為痛徹的便是“后現代主義”—它幾乎攻擊完所有學科最后才注意到了歷史學。而后現代主義對實際的歷史研究作用似乎并不如它的攻擊那樣有效，因此傳統史學家便視其而不見。

　　歷史學并不能用來預測未來，事實上，部分科學也無法預測未來，如地質學。英語中所謂科學的各學科之間的差異恐怕并不比歷史同科學的小，不過追求真正的“科學”的歷史在催生新方法和新技術上，還是有益的。而正是這種益處，讓我們不得不正視現在歷史學的復雜地位，究其原因，歷史學能夠極大包容其他學科，它隨著時間的流逝不斷地改進自我，參考其他學科的新方法、新技術，這是無可厚非的，也是需大力鼓勵的。然而，在這種情況下，歷史自身的異化和其他學科的不滿漸漸涌起。故而，一方而歷史學要不斷交叉其他學科提高自身的生存能力，另一方而又要堅持自身的獨立性，不能為其他學科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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