潛規則與正規則

　　潛規則“作為一種古老的歷史現象，是吳思先生發現的；作為一個新鮮的歷史學概念，是吳思先生發明的。吳思在檢閱史志時敏感地觀察到，在傳統中國，支配著社會運轉的并不完全是那些公開宣稱的冠冕堂皇的道德法令，即所謂”正規則“，而是存在另一套不便明說的、隱匿在正式法規下面的規則系統，吳思稱之為”潛規則“。那么，潛規則與正規則，這兩套大相徑庭而又共生并行的規則系統在運作過程中究竟構成了什么關系？對這個問題，吳思似乎只在部分文章中有所述及，而未見其作過深入的探討，不免讓讀者生出興猶未盡之憾。我想就此談些感想，供與大家討論。

　　潛規則是正規則的代償品

　　如果要對歷朝歷代的正規則做一些勾勒，我們不能不想到黃仁宇在《萬歷十五年》自序中所言：“中國二千年來，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極，這就是一切問題的癥結。”傳統中國對意識形態的重視遠勝于對技術安排的探索，規則系統的建設只是立足于古老的道德原則，而匱于對制度技術的創新。歷代開國之后，均不能創立一套嚴密、發達而平實的制度來引導和規范行政，只能沿襲傳統，往往情勢已經滄海桑田，國家的正規則卻是陳陳相因，“法律的解釋和執行離不開傳統的倫理，組織上也沒有對付復雜的因素和多元關系的能力”。正規則在技術上的缺陷通常有賴于道德因素的補救，盡管這種道德上的補救通常被證明是無濟于事的。

　　以低微的薪俸供養大量的官僚，并要求官員們克己奉公，大致是各個朝代一以貫之的正規則。明朝官員的俸祿是歷史上最低的，按黃仁宇的考據，當時各部尚書全年的俸銀只有一百五十二兩；按吳思的計算，七品知縣的年薪為九十石大米，折合月薪一千八百四十元人民幣甚至更少。一方面，這種低水平的工資遠不足以滿足官員們的生活與交際之需；另一方面，朝廷的財政又無力為官僚集團提供足夠的薪水。傳統的正規則既不能在技術上改革管理模式以提升行政效率和增加財政收入，又不能有效限制官員權力以杜絕尋租或盤剝百姓的行為，政府的廉政只能依靠個別甘于清貧的“青天”維持。道德感有限的袞袞諸公惟有另尋出路，利用潛規則來實現個人的收支平衡，這當中未必盡是見錢眼開的貪官污吏之流。

　　上述問題因為涉及廉潔與腐敗的對比，讀者可能容易傾向于采取道德評價而放棄必要的技術分析。其實，當腐敗現象普遍產生時，它反映的已不是官員的道德問題，而是表明在一個有著嚴重缺陷的規則系統內，“個人道德之長，仍不能補救組織和技術之短”（黃仁宇語）。正規則在管理技術上的漏洞和破綻給了潛規則生長的空間，并且這些漏洞和破綻只有得到潛規則而不是道德因素的填補，朝廷的規則系統才變得完整和有效率。我們不妨把目光投向朝廷行政機制的一般安排上。歷朝既然缺乏平實可行的制度安排與技術手段，政務只好交付一個龐大而低能的文官集團去執行，這里對人治因素的依賴便十分嚴重。比如朝廷的稅課、吏治、漕運、鹽政等事務，可供憑據的典章長年因襲不變，早已陳陋不堪，形同具文，如何妥善處理這些事務，往往不能單純依靠制度和道德的權威，而是有賴于對正規則與潛規則兩種權力資源的巧妙運用，陰一手，陽一手，最大程度上調動人事的力量。自古官場不單考驗著每一個官僚的道德，更在考驗著他們的智慧與手腕，那些有所作為的能吏權臣，或許并不是什么道德上的楷模，但無疑都是在正規則與潛規則之間進退自如的高手，如宋之王安石、明之張居正、清之李鴻章，與其說這暴露了他們的道德缺陷，不如說他們必須尊重官場的現實，離不開潛規則的支持。

　　正因為正規則對于技術因素的輕視，致使潛規則的產生非但可能，而且必要。在這個意義上說，潛規則乃是正規則必不可少的補充和替代，這是潛規則與正規則之間的第一種關系。

　　正規則是潛規則的仗恃

　　吳思在研究潛規則時發現，“合法傷害權”的存在，是潛規則得以產生的重要因素。由于潛規則可以提供正規則提供不了的利益，人們普遍會傾向于選擇潛規則而不是正規則來實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根據正規則，當一名清官可能要一世清貧；根據潛規則，當上了官就可以巧取豪奪，而且巧取豪奪就巧取豪奪了，一般都不會出事，利害關系是明擺著的。但是，潛規則不是誰想要就要得到的，通常只有那些擁有合法傷害權的人才能夠將正規則置換成潛規則。

　　我注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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