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職業化的難題

　　在當今世界上，法律職業化幾乎已經成為全球化的趨勢。法律界對自家行業的知識傳統有了越來越明確的自覺，各種各樣的研討會和出版物都在不停地將這種知識傳統精致化。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檢討法律教育（www.xfhttp.com－雪風網絡xfhttp教育網）的目標定位，法律教育（www.xfhttp.com－雪風網絡xfhttp教育網）界比起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視在教育（www.xfhttp.com－雪風網絡xfhttp教育網）的各個環節培養學生“像法律人那樣思考”（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ｌｉｋｅａｌａｗｙｅｒ）的能力。法律實務界也更加注重將法律職業與法律教育（www.xfhttp.com－雪風網絡xfhttp教育網）溝通，法律職業的入門標準越來越高，從而提高了司法在調整社會關系和實現社會正義的過程中的能力。另外，司法界又在不斷地反思司法權的運作方式，程序的價值得到了日益普遍的認可。從一個國家到另一個國家，法律界都在討論法律家的職業倫理，一些重要的準則獲得了人們的共識。

　　值得高興的是，我國的法治建設正好與這樣的世界性潮流同步。在最近的幾年間，上述種種問題都得到了我國法律界程度不同的關注和討論，有些甚至在制度層面上取得了可喜的進展。統一司法考試制度的確立便是一個最近的例證。不過，在看到這些進展的同時，我們也時時能夠感受到在邁向職業化過程中，中國法律界所面臨著的一些特殊困難。這些困難有些來自于在計劃經濟時代流行至今仍有其生命力的某些觀念，有些則來自于更久遠的歷史文化傳統。這里不妨對后者略作分析。

　　日本著名的中國法律史專家滋賀秀三曾從訴訟的形態的角度對中國傳統法文化作過極具啟發意義的考察。他認為，在世界各主要文明中，中國是距離法治最為遙遠的一種，甚至與歐洲形成了兩級相對的反差。由于我們的法律大致上是刑法以及管理和調整官僚機構的規則，因而，“與國家權力相分離而具有獨立地位的法律界精英們從理性的探索中產生出學說、判例，創造并支持著法這種現象……在中國幾乎尋找不到。歐洲法的歷史有一半可以說是法學的歷史，而與此相對，言之有據地討論中國法學史卻近乎不可能。”滋賀教授以自己的教學感受強化了他的判斷——在洋洋灑灑地講過了羅馬、中世紀和近代各國法學之后，輪到講中國法學時，他幾乎有點無話可談的感覺。（參看滋賀秀三等著《明清時期的民事審判與民間契約》，法律出版社１９９８）

　　之所以如此，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我們這個老大帝國從來就沒有形成分權體制。雖然在中央層面上一直有復雜的職能分工，但是，州縣層面上卻一直是一個人的政府。通過科舉考試的形式選任官員，導致法律知識無從在司法的過程中得以發育和成長。官員與文人的合一使得司法判決的風格充滿了美感，卻難以獲得統一性和確定性。韋伯曾經用“卡迪司法”（Ｋａｈｄｉｊｕｓｔｉｃｅ）的說法指稱那種就事論事，完全不考慮規則以及依據規則的判決的確定性的司法。如果仔細觀察中國傳統社會官員的決策過程，看他們援用怎樣的依據對糾紛作出裁判，看他們是怎樣經常地將所謂天理人情置于國法之上，看他們以怎樣的方式贏得當事人以及其他民眾對裁判的服膺，我們可以毫不遲疑地得出這樣的結論：傳統的糾紛處理過程正可以成為“卡迪司法”的一個活生生的例證。

　　就這樣，我們兩千年的司法史居然根本沒有走向專業化或職業化的任何苗頭，居然是一部看不到對確定性和統一性有過追求的歷史。這的確是一個令我們今天的法律人感到吃驚的事實。也許，這也可以成為解讀我們總體歷史的一個關鍵事實。由于司法過程不注重“同樣的事情同樣地對待”的準則，因而，司法不能通過糾紛解決過程對立法規則加以明確化和精細化，天理與人情的高度不確定性導致決策者可以翻手為云，覆手為雨，人民如何通過這種司法制度而伸張正義？于是，細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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